人口普查之后，农民工在消失中？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已经成为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一直以来有一种“乐观”的说法认为中国农村地区存在大量统计遗漏的人口，所以中国实际的老龄化程度会比统计数据低很多。但是，国家统计局权威数据显示的结果并不支持这样的“乐观论调”。

真相是农民工群体正在迅速“变老”，并不比城镇劳动人口的年龄结构更乐观。2017年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已经接近39.7岁，50岁以上占比重为32.7%。2020年，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41.4岁，50岁以上占比超过了三分之一。这意味着10年内，现有农民工的三分之一将退出劳动力市场，这是人数超过9000万的庞大人群。

这一庞大人群的养老问题该如何解决？一提到养老，中国社会的惯性思维就是政府社保。然而，“统统养起来”在财政上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人社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社保总收入为5.02万亿元，总支出5.75万亿元，赤字 7300亿元，结余6.13万亿元。主要的赤字来源无疑是养老金支出。

维持这收支一水平，靠现有结余逐年“填坑”，社保只能维持不到9年。然而维持这一收支水平也是不可能的，社保赤字扩大不可避免。老年人的人口增加导致社保支出加速增加，是无需解释的普遍共识。而增收也指望不上。

扩大缴费覆盖面基本到了极限。2020年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了9.99亿，还能有多少空间吗？

提高缴费比例也不可行。社保缴纳比例过高，造成企业负担过重、挤占职工可支配收入的问题已经凸显。再提高费率，无异于杀鸡取卵。

延迟退休算是变相增收，但是副作用也不容小觑。延迟退休和年轻人就业率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如果延迟幅度太大，能不能保持现有的缴纳率也很值得怀疑。最关键的是，该来的还是会来，逃不掉的。

唯一可行的是靠政府财政转移维持社保的运作，但是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会是个大问题——从来没有一国政府要为如此庞大的老龄人口发放养老金。

目前社保负担近3亿人的养老金支出为5.75万亿，加入9000万老去的农民工相当于政府要转移支付1.9万亿养老金支出。目前中国政府的一般公共财政收入不到20万亿元，财政腾挪的空间和实际需求之间的差距不可以道理计。

而这2万亿元按照人均计算，也不过是人均每年2万余元，相当于2020年中国农民工年收入的一半。国际上公认的养老金替代率（即养老金与退休前收入之比）为70-80%，才能有一个体面的老年生活。这意味着中国农民工要过上体面的老年生活，每年还有至少1万多元的缺口。也许这点缺口对他们同龄的城镇居民而言不算什么，城镇居民有较高的储蓄水平、有来自动产、不动产的资产性收入，但是这些对老去的农民工而言多半是奢望。

中国农民工要么退不了休，要么只能靠微薄的积蓄和子女的补贴维持基本生活水平。如果大灾大病，则更不可想象。这就是他们将要面临的老年境况。

中国社会能对此视而不见吗？

“人口红利”可能是中国人最熟悉的经济学概念了，在研究“中国模式”时、讨论人口政策时、预测经济形势时，这个词被反复提起。然而，当专家学者们忧虑人口红利消失造成的后果时，很少关心创造“人口红利”的主力中国农民工群体的晚景凄凉。

9000万正在老去的农民工并没有从自己创造的“人口红利”中获得多少红利。他们没有和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到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最大收益——资产增值红利。他们建设的城市中没有一片瓦片是属于他们的，他们的农村住宅和土地从没有被纳入到个人资产的估值和流通体系中，你可以歌颂那是无价之宝，但是无价之宝也意味着一文不值。

按照一些城里人温情脉脉、田园诗意的设想，这些老去的农民工可以回到农村的“无价之宝”里，像李子柒一样“诗意的安居”，然而这只是城里人的想当然罢了。

空心化、老龄化的农村没有诗意，也没有安居，只有农村留守老人的惨淡度日。五年后、十年后会更好吗？造一点公路，搞一点农家乐，是不会让农村恢复活力的，是不足以吸引年轻人回到农村。

要正视现实：传统农业社会的生态已经不可能恢复，现代市场经济的生态在农村又从未建立，这才是“空心化”的根本原因。

造成这一切的是城乡二元体制，这一体制既限制了人的身份，又造成了空间的隔离。让这些生而为“农民”的人在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城市里不存片瓦，也阻隔了他们的家乡跟上经济发展脚步的机遇。

中国农民工的养老问题在“老办法”中是找不到答案的，它带来了一连串的新问题：人口红利消失后，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在哪里？广阔的中国农村为什么不能成为释放“农村红利”的增长点？凭什么地图上划出的边界就成了经济机制的隔离带？

更深入一点应该问的是，何谓“三农”？“农村”因何而农村？“农民”是身份还是职业？农业究竟是产业还是负担？

这些问题理清了，中国农村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驱动力时，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农民工兄弟们才能有一个真正幸福的晚年。

（完）